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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刘女：大跃进的时候，长安和虎门当时还在一起，叫东莞县第十区。当时的区长姓方，是个从东江纵队下来的老革命，很有魄力，做事雷厉风行，由于文化水平不高，加上为人耿直，不肯讲假话，官始终没有做上去，后来调到县里当了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一直到老。副区长姓王，是个女干部，我对她的印象不深，后来听说调到广州去了，如果还活着，应该有80多岁了。那时候生产组织实行军事化编制，一个大队就是一个营，当时第四大队的营长叫蔡士元，我是副营长。每个生产队就是一个连。生产队长就是连长。我们的任务就是督促人们上工。我们自己也劳动，还得带头做榜样，样样都干在前面。当时有一句话，叫着“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不像现在做干部的，坐在那里，动动嘴皮子，听人家汇报，念念秘书写好的材料。那时的干部好啊，不贪不占，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陈泽钦：大跃进之前是合作化运动，就是把个体生产的农民组织进来劳动，开始是初级社，十几户几十户组成一个劳动单位，后来到了高级社，几百户合在一起，搞集体劳动。当时前坊有三个初级社，后坊也有三个初级社，后来都合成高级社了。合作社时，大家都很有热情，很听共产党的话，对毛主席十分崇敬。上面叫干啥就干啥，没有丝毫怨言，认为这样干下去，很快就能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过上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好日子。谁也没能想到，以后还有那么多的苦日子在等待我们。
陈蔡娟：我当时刚上初中，参加了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宣传队的全称是“东莞县虎门区长安人民公社长安初级中学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人民公社好，除了唱歌跳舞，就是用纸做的话筒念稿件，宣传一大二公;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宣传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还有什么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反正都是前景是光明的，未来是美好的这些内容，听起来很是鼓舞人心。我们先是学校排练，排练好了，就到公社、区和县里搞汇报演出，很多人都来看。有一次县里的书记还跟我们握过手，说我们演得好。我们也到生产队演出，随便搭一台子，我们就可以在上面又蹦又跳的，有时候来不及搭舞台或者没有条件搭台子，我们爬到农民家的瓦屋顶上去，拿着自制的话筒念稿件。有一次，我们一个队员在屋顶上念稿件，一激动，就用身体动作搞配合，结果身体失去了平衡，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幸亏屋面就是稻草堆，人倒没怎么样，就是把脚筋扭伤了，过了三个月才能走路，后来就变成瘸子，走路一拐一拐的。后来上面就不许我们到屋顶上去搞宣传了。我的这个同学后来偷渡到了香港，前些年又回来了，买了一栋别墅，说在这里住比在香港强多了，他每个月还到香港一次，去领钱，叫个什么什么金，每个月八千多港币。一晃忽间，我们都老了。
陈泽钦：“三面红旗”好像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上面传达后，就组织我们游行，大家敲着锣打着鼓放着鞭炮比过年还热闹。对了，我想起来了，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就是全民大炼钢铁，粮食产量放卫星，一亩田产粮几千斤，上万斤;人民公社就是“一大二公”，集体劳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毛主席当时讲了一句话，中国人多，是好事，人多，热气高，干劲大，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主席说的，谁敢反对啊，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被打倒了;刘少奇要用“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发展经济，也被打倒了。还有邓子恢副总理，还有经济学家孙冶方，都靠边站了。
陈蔡娟：1959年大炼钢铁时，我在长安中学读初一。学校响应毛主席号召，就组织我们到道口的横岗头山上捡矿石，你说我们这里哪有什么矿石呢？我们就胡乱把一些看起来颜色深一点的石头抬到学校去交差。结果当然炼不出铁来，我们干了两个星期就不干了。我们有一个姓孙的同学在找矿石的时候不幸跌进山崖里摔死了，才十四岁，学校说要给他申报烈士，报告打到县里，县里说做不了主，后来又把报告打到省民政厅，省里还派人来调查过，最后不了了之。当时公社就补助了他们家300斤粮食了事。后来县里开展了向他学习的运动，搞了大约一个星期，就突然刹了车，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人说，省里有人发了话，不让搞了，我们大家都愤愤不平。那个姓孙同学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一清二楚。他是我们的班长，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但做其他任何事情很积极，他长得非常白净，非常听老师的话。他还是我们班的第一个共青团员。
王刘女：大炼钢铁的时候，大队组织了一个妇女突击队，我是这个队的队长，队员都是清一色的二十五（岁）以下的姑娘媳妇。我们带上三天的干粮，跑到十里外的莲花山砍伐树林，在那里待了整整三天三夜。那个活又危险又辛苦，渴了，就捧着山泉水喝，饿了就啃干粮，困了，就倒在山上茅草地上和衣躺下。山上的蚊虫多，还有蛇，我们就事先用火在茅草在周围烧出一个大圆圈。我们下山时，一个个都像野人一样，面黄肌瘦的。县里知道了这件事，就到第四大队召开现场会，给我们戴红花，号召全县的妇女向我们学习。现在你看莲花山上没有什么树了，当年可是满山大树的，有很多野物，除了狼以外，听说还有豹子。经过那次砍伐后，里面连一只兔子也找不到了。除了砍树，我们另一个工作就是到处收集废铜烂铁，为小炼铜炉找原料，先是在屋前屋后找，后来在农民家里找，只要是金属的，统统搜走，农民们先是敢怒不敢言，后来就发生冲突，好多次双方都打得头破血流。对于那些落后分子，公社就派出基干民兵请他们到公社办学习班。后来他们觉悟提高了，就主动把自己家里的铁器交出来。因为这些主要是锅碗瓢盆家里已经用不上了，各个生产队已经办起了集体食堂。可是这些还不够，于是公社就组织我们到附近的山里找铁矿石，自然是找不到。我们把这些能找到的铁器投到土法上马的铁炉子里炼，炼了几天几夜，那些铁块还是各是各，上面的人来看了，说火力不够，要炼出铁水来，最好是用焦炭做燃料。如果没有焦炭，也可以用鼓风机加大火力。我们按他所说的，从农民家里搬来风柜做鼓风机，日夜不停地转动鼓风。又经过几天几夜，炉子里的铁块终于开始熔化了。看着那些坚硬的铁块变成铁水，我们都非常兴奋。可是后来冷却后，那些铁水又变成了一块巨大的铁疙瘩，搬都搬不动，只好把它放在山脚下，上面也没有派人来收，只有县大炼钢铁指挥部的一个戴眼镜的人来看了看，在一个烫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句：东莞县虎门区长安公社第四大队炼钢铁4.8吨（估）。
陈泽钦：大炼钢铁那年，我在福建前线部队当雷达兵。我们部队也在大炼钢铁。当时的正常训练也基本停止了。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找铁矿石，找废铜烂铁，砍伐树林。我还记得当时的一则报道，说是驻厦门周围的一个连队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组织全连官兵大炼钢铁，当时连队的炮位只有一个叫安业民的战士驻守，结果从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队打来炮弹，为了狠狠回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安业民同志既当指挥员，又当送弹员，又当主攻手。一个人对付敌人的进攻，最后光荣牺牲在自己的炮位上。我在一次实战演习中见过安业民一次面。他成了英雄后，当时的报纸宣传得很厉害，号召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向他学习。我们所在的福建前线部队更是重视这件事，很快就掀起了一个学习安业民同志先进事迹的高潮。就是那件事后，我们部队大炼钢铁热潮才慢慢降了温。
王刘女：当年种田讲放卫星，就是比产量。白天干了一整天活，晚上还要到地里突业绩，主要是深翻土，多积肥，结果把生土翻出来，产量反而比以前低了。当时提了一句口号，叫着一天当作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集体食堂把饭送到田间地头。如果劳动力不出工，就没有饭吃。粮食放卫星，说粮食产量有多高多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记得第四大队粮食产量最高的是亩产600多斤，我是指水稻，这已是多少年难遇一回。有一次公社组织我们大队干部去参观，说是一头母猪一次生了二十四只猪崽，我们感到很惊奇，后来知情的人告诉我们那是把好几头母猪生的猪崽放在一起的，我们当时都没有提出疑问。因为那时有一句话，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可是喂过猪的人都知道，一头母猪一次最多只能生八九头猪崽。那时候弄虚作假的情况严重得很，老百姓吃了很大的亏。
陈泽钦：当时毛主席说过一句话：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两样东西，中国的事就好办了。我哥陈泽安当时是火箭连的连长，带领一批后生每天吃住在田间地头，离家那么近，都不肯回家，要人把饭送到田里去。那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挖地三尺，产量翻番”。结果把生土挖了出来，土地没有肥力，产量上不去。晚上加班突业绩，住在田头，睡在田头，家里的孩子没人管，出现过孩子玩水落塘淹死的情况，好像就是前坊的陈老五家的孩子，年代太久了，我记得不太清楚了。那时候大家都学精了，开始做起表面工夫，从虎门到宝安的公路上只要有车通过，田里的人就敲锣打鼓热火朝天地干起来，做给车上的人看;车一走远，大家就在田埂上躺起来，自己骗自己。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一天两天还行，时间长了大家就受不了了。可不这样不行啊，大家都这样，你不干，就说你反对“三面红旗”，反对毛主席，这个罪名谁也担不起。有时为了让人参观，把几块田地快要成熟的稻子移并在一块田里，放不下，就把稻子的根砍掉，由于稻子太密，一棵挨着一棵，就好像一个大稻草垛。如果有人问，这稻子是如何种植的？怎样管理的？回答就说这是采用密植的方法种植的，深翻土地，多积肥料，一亩地要一百多担粪肥，白天用鼓风机向里面吹风，晚上要用灯光照明。还有就是把几块田的番暑移并到一块地里埋起来，计算产量，每亩产量要达上万斤。当时报纸上说有的地方粮食产量达到18万斤。现在想起来，真是天大的笑话，但在当时，我们还是很相信的，因为那则消息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这就是放卫星啊，谁的产量高，谁光荣;谁的产量低，谁狗熊，当干部的出去开会，没有面子，安排坐在会议室的角落，还要拨（拔）白旗，拨（拔）白旗说白了就是开批斗会，帮你提高认识，让你把产量也提上去。我们所在的部队也搞放卫星，不是比粮食产量，而是比写诗歌。那时候全国人民都是诗人。听说当时有的人一晚上可以写一百多首诗歌，最后写不出来了，就写“南瓜南瓜地上爬”也算一首;还有的在一页纸上写一个字也算一首诗。有的战士文化低，就对着字典抄，随便抄几行字，也算一首诗歌。反正也没有人懂得诗歌，到评比的时候，只比谁写得页码多。当时我写过一首诗：谁驾飞机不小心，把我们公社的粮仓碰倒了，幸亏公社新砌了粮仓。本来是歌颂粮食产量大丰收的，可是这首诗差点给我惹来祸，以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后来上面派人到我的家乡调查，家乡的人帮我说好话，才算免除了处分。那时郭沫若是中国最大的诗人，很多人就抄他的。什么“才报繁昌七万八，又闻徐水十八万，社会主义多优越”之类的。现在想来，十分可笑，但在当时，这却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
陈蔡娟：吃大锅饭，集体派人煮饭，家家户户都不许开伙，大人孩子统一到食堂吃。开始的时候饭够吃，就是菜不够，也不好;菜里的油腥早被大师傅事先尝完了。后来饭也不够吃了，吃稀饭，吃蕃薯。那时我在学校搭伙，自己带粮食到学校去，没菜，经常白饭就酱油，我的同学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没有油水，饭不顶饿，每天上课的时候就想着吃饭，晚上睡觉饿得睡不着，就喝白水，一晚上喝好几次，弄得老是往厕所跑;下了课也不出教室玩，没力气，就躺在桌子上，上课没精打采的。
王刘女：我吃集体食堂的时间不长，大约有半年时间。那时食堂和食堂之间经常开展评比活动，看哪个食堂办得好。有人参观时，食堂的伙食就好一些，菜汤上的油花一朵接一朵的，碰到上面领导带着外地人来参观，食堂里还有肉吃，肥颤颤的，好吃得很。平常的日子，就吃得很差，白水煮菜，加几滴酱油，起锅的时候，再在上面点几滴花生油。我记得开始吃集体食堂的时候，还有鱼虾，后来鱼虾吃光了，食堂就吃粥，吃蕃薯、木薯、南瓜，甚至吃甘蔗渣磨的粉，这种甘蔗粉很难吃，没有营养。很多人得了水肿病，好多妇女都闭了经，就是连月经都不来了，不生仔。后来集体没粮食了，食堂就自动解散了。
陈泽钦：当时的生产队就是这个样子的，以农业为主，主要是种稻谷。本来插秧要直插的，后来上面有人说把种子直接撒在地里产量更高，结果种子全浪费了。当时沙头有稻田8300多亩，其中淡水田有100多亩，可以种两季;咸水田7000多亩，只能种一季。绝大部分用来种稻谷，只有一小部分用来种甘蔗，种水草。水草就用来编席子的，出口用的，卖的钱归集体，个人没有。人民公社化开始的时候，农民没有自留地，社员吃的菜是集体种，食堂用。到了后来，大约是1962年之后，社员才分了自留地，每人有一分田的自留地，主要是旱地，社员在上面种蔬菜、豆、花生等补充食品，这时候社员的生活才有了改善。除了种稻谷外，大队还有副业组，主要是种菜;打渔组，主要是打渔，统统用部队编制，干部叫营长、连长、排长什么的，后来又改回生产队。当时社会上有五种风，一是共产风，农民家里什么东西都要交给集体，拿出去和大家共产，那时候有一句话，叫着集体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二是浮夸风，就是虚报产量，你报500斤，我报600斤;你报1000斤，我报1200，生怕报少了，成了落后分子，因为大家都想拨红旗，当先进。以致于后来产量最高报到18万斤，好像是河北一个叫徐水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强迫命令风，只要上面发了命令了，你就得去执行，不执行不行，什么都靠行政命令，不执行就扣你的口粮，批斗你，说你坏分子;当时的五大敌人就是“地富反坏右”;第四个就是干部特殊化风，就是多吃一点，多占一点，少干一点，其实这些事情放在今天不算什么回事，但是当时大家都穷啊，谁嘴里多吃一口饭大家都盯得紧紧的，更不说你穿上尼龙袜了，戴上手表了，骑上自行车了;最后一个呢，就是瞎指挥风，什么都不懂的人在那儿发号施令。比方说，挖地三尺，他认为产量会高一些，都是些想当然的事，没有科学依据事实的。其实那些是生土，没肥力，产量更低。这“五风”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资源，害了很多人。
陈蔡娟：我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了农业生产，当时队里一天给我记8分工。当时工分分三个等级，一等是10分工，二等是9分，三等是8分。妇女们大多是8分，男的挣10分。妇女中身体强壮的，男人中身体较弱的记9分，生产队集体开会评的，大多数举手才算通过。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好，认为今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只要我们听毛主席的话，老老实实干活，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实现，到那时候大家就能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了。这些都是当时报纸和广播上讲的，我们都非常相信。
陈泽钦：当时讲“一员三社”。一员呢，就是公社的社员;三社呢，就是农业社、信用社、供销社。社员2元一股参加信用社，2元一股参加供销社。农业社出劳力，干活挣工分。高的工分每天可以挣到12分，13分，最低是3分，看一头牛是3分，看两头牛6分，标准分是10分，围绕10分上下浮动。有时候包工一天可以挣几十分。工分最后折算成钱，好的年成一天可以挣接近一元钱，不好的看成一天的工分只值不到四毛钱。半年下来预算预分，年终搞决算。有的家庭超支，就是一年干下来，除了集体分配的口粮、油、糖外，还倒差集体的钱，主要是那些吃饭人口多而干活人口少的家庭，这样的家庭大约占到总数的10%左右;有的家庭刚好持平，就是说一年干下来，刚够吃饭，这样的家庭要占到40%左右。其余的家庭有节余，主要是家里的劳力多，挣的工分多，最好的家庭每年可以挣到200元到300元，这是最好的收成了。
王刘女：当时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月50斤稻谷，按70%的出米率，就是35斤稻米，刚够吃。其中最高的60斤稻谷，是分配给壮劳力的，最低的有40斤，是分配给老人和小孩的。剩下的粮食要交公粮。因为缺少油荤，而且干的都是体力活，那时人们吃饭就吃得多。有的人每餐要吃六碗、七碗，最少也要吃两三碗，吃个四五碗是很平常的事情。当时有一句话叫着：三碗四碗是中人饭，五碗六碗给人弹。修五点梅水库的时候，左坊有一个人一顿就吃了八碗，白饭，不就菜的，当时就把人吓坏了，以为他会撑死，结果一点事没有，下午照样拉着运土的车跑得飞快。这个人现在还活着，有80岁了，听说还能吃，每餐两碗满满的饭，一餐不落，雷打不动。现在人们吃个两碗就了不得了，主要是有油水，再一个呢是不干体力活了。
王刘女：那时候沙头每年要交多少公粮给国家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按口粮标准外其余的都要交给国家。开始的时候，公粮要交给虎门的太平粮站，先把粮食挑到沙涌、正涌、龙涌三个码头，然后装船运到太平粮站。有时候稻谷没有晒干，就要在太平把装好的粮食重新倒出来，铺在平地上晒干，得有专人在那儿守着。如果突然碰到下雨天，那事就麻烦了，就要抢时间收起来，找熟人的地方堆起来，等天晴了重新晒，重新排队，等粮站的人来验收过磅。验收就是用一根带铁尖的锥子戳进粮包，带出粮包中间的谷子来，用嘴咬一咬，检查它的饱满程度和干湿程度，然后定级。一切要从头来，我就经历过几次。粮站的人说这粮食是几级就是几级，一级要卖到一毛多一点，二级就到不了一毛钱。有几次，为了让粮食顺利过关，我们就私下地给粮站的工作人员塞烟，一次两包或者三包，经济的、联盟的、圆球的、大公鸡的，最好的烟是游泳的，要二毛九一包，其他的都是几分钱一毛多的，我记得大公鸡是一毛五分钱。粮站的人收了烟，在检查和定级上就马虎得多。后来，我们长安设了粮站，我们就用手推车把粮食送到长安粮站去。有一次，我们推着小车过一条水沟时，不小心把粮车弄翻了，粮食全浸湿了，粮站的人不收。我们又推回来，私下分给社员了，每家分了大约有三十斤，总算让社员吃了一顿饱饭。后来听掌车的陈五说，他是故意把粮车翻到水沟里去的。这样的事还有，还是这个陈五，有一次耕田的时候，故意让牛走上田夼上，摔死了，每家每户都分到了五斤多牛肉，家家户户都开了荤。那时候苦啊，有时候几个月吃不上一顿肉。当时大队和公社都派人调查，怀疑有阶级敌人搞破坏，一调查，陈五家里是贫农，而且平时干活肯出力不藏奸，事情就过去了，但陈五最后还是被扣了五十个工分。
陈泽钦：那时候不仅粮食缺乏，什么都缺，大家都搞阶级斗争去了，没有心思搞经济，或者说搞经济的路子不对头。买什么都要证，到外面餐馆里吃饭除了要带钱以外，还要带粮票，否则就只好干瞪眼;买布要布票，国家每年给社员发八尺或一丈的布票，否则就穿不上新衣服，家里人穿衣服都是大老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补丁加补丁。当时有一句话，说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还有糖票，火水票——就是煤油票，自行车、手表、衣车三大件都要用外汇券买，要用香港寄回来的钱买，这些都是紧俏商品，没有关系，不走后门，没有指标是很难买到的。那时候就一辆好的自行车，如上海永久、凤凰、天津的飞鸽，都是身份地位的标志，比现在有一辆名牌小车还要威水。有时候香港的亲人回家探亲，有时会带一辆自行车来，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自行车还可以用作出租车，经常有人在车站码头用自行车载客，按路的远近，一次收一毛、两毛、五毛不等，运气好的话，一天可以挣上好几块钱。当然，这都是上面不让干的，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掉这些资本主义尾巴。那个时代，自行车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身份的象征。
王刘女：大跃进之后的几年，就进入了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缺吃少穿，于是就暴发了1962年的大逃港风潮。
陈蔡娟：1962年，我刚从长安中学初中毕业，回乡劳动。我经常看到一群一群的人沿着太宝公路向东走，他们走到深圳，抱着车胎游海过去，也有人是坐船过去的，很多人在海里淹死了。我的很多同学也去了，他们喊我去。我就和妈妈商量，妈妈没说让我去，也没说让我不去，只是流泪，后来我终于没去，因为我舍不得妈妈，妈妈就我这一个女儿。
陈泽钦：其实大规模的逃港事件有三次，第一次是1949年前夕，逃出去的主要是地主富农和旧社会有劣迹的人，他们怕穷人斗争他们，怕人民专他们的政，怕共产党政府找他们算账。前坊就有一个，带了家产变卖来的银元，去了香港，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美国做教授，一个回来办厂，发了大财;第二次是1962年，这次逃港的主要以农民为主，主要是青壮年男人，也有女人。沙头大部分家庭都有逃出去的。主要原因是这边穷，香港富。第三次逃港事件发生在1978年，主要原因是这边没有自由，感觉再这样过下去没有希望，他们认为香港经济繁荣，人也很自由，可以挣到很多钱。事实上，只要家里有逃港出去的人，家里的日子都过得好一些，他们从香港寄回白糖、猪油还有各种电器，像手表啊，收录机啊等。农村干部没有逃港出去的，但有干部家属。逃港是死了很多人的，主要是在海里淹死的，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死的，据我所知，光是第四大队，就死了不下十五人。死了也要逃，只要有机会。
王刘女：逃港是政府明令禁止的，为了阻止逃港，公社就组织民兵到海边捉人，结果这些民兵中也有的逃到香港去的，后来这些民兵执行抓人任务之前，都要在保证书上签名。被捉回的人就质押送回乡，办学习班。这些人老实两个月之后，又逃。有的人逃了五次都没有成功的。因为大家相信，树挪死，人挪活，换一种生活方式也许就能改变人的命运。
陈泽钦：逃港户在生产队是要吃高价粮的，就是要用现金出高价买生产队的粮食吃，还要交公积金和公益金，政府在海边拦不住，就用经济手段来阻止人们逃港，但这些措施基本上没效。因为逃港户从香港源源不断的支援中所得的好处远远大于这点小小的处罚。按理说，逃港户在大队是要受到歧视的，因为上级要求也是这样的，可事实上，逃港户在村里反而受到尊重，因为他们家里的经济好了，地位也就提高了。特别是能收到从香港寄很多钱的家庭。
王刘女：这些逃港的人到香港后主要是做泥水工、木工、土建工，称为“三行仔”，基本上干的都是苦力活。很长一段时间，大陆人到香港投亲靠友，香港人都会说，大陆的灿叔来了。于是“灿叔”在香港就成了大陆穷人的代名词。现在这边生活好了，很多先前逃港的人都想回来定居，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王刘女：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时说逃港是不热爱祖国，不热爱家乡，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1978年之后，最早到我们这里投资的，就是当年逃到香港的家乡人。是他们在这里办起了第一间工厂，又经过三十多年的这里就变成了全国有名的富裕地区，当年逃港的好多人都回来了。
[资料记录者附言]：2009年7月，为纪念建国60周年，本地一家电视台要搞一个“60年珍藏记忆”的特别节目，委托我写其中之一的关于“大跃进记忆”的电视脚本。我通过多方打听并让熟人从中介绍，终于找到了三个肯讲能讲当年事情的当事人。他们分别是原东莞县虎门区长安公社第四大队的陈泽钦老人，曾担任过多年的大队文书，男，现年78岁。王刘女老人，女，现年80岁，曾担任过多年的大队妇女主任。陈蔡娟老人，女，现年65岁，曾担任过多年的长安第四大队前坊小队的妇女队长。以上为三人口述实录。
资料记录者：马云洪，文员，现居广东东莞。以上资料由其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