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国时期，出入西餐馆、咖啡馆之类西式餐饮场所中的女性，有的是追求时尚生活的女顾客，有的则是具有职业身份的女招待。女顾客、女招待的出现，是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象征，但在都市消费文化和男权意识的作用下，她们又成为被消费的对象，不得不承受男权社会的道德嘲讽与批判。西式餐饮场所中的女性境遇，折射出都市消费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关系，也揭示出民国女性生活变迁中的一个悖论，即女性进入社会的过程，又是其成为消费品的过程，充分表明了近代中国女性“社会人”进程的艰难。
〔关键词〕 女性;消费者;女招待;西式餐饮;性别维度
〔中图分类号〕G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9）05-0112-07
民国时期都市西式餐饮场所中，不乏女性的身影，她们或者是作为顾客的女性消费者，或者是女招待的职业人群。女性在这些新式餐饮消费空间的出现，反映了都市女性生活方式的变迁，折射出女性获得社会身份的进程。近年來，相关研究多以女招待为对象，或探讨其与城市消费文化的关系，考察社会对此类女性职业人群的观念与认知，并由此对民国女性职业问题进行了探讨，揭示其职业境遇的艰难及社会地位的低下。①本文则依据社会性别史的研究理论，以民国时期西餐馆、咖啡馆等餐饮消费场所为特定空间，从性别维度出发，对出入其中的女性从业者和消费者的社会形象与角色进行考察，以揭示西式餐饮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关系，进而丰富对民国都市女性生活及其社会角色的认识。
一、女顾客：西式餐饮的新消费者
西餐自晚清传入中国后，皇室贵族及官绅家庭中的女性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出入西式餐饮场所的消费者。1898年跟随其丈夫——美国驻华公使爱德温·赫德·康格来到中国的萨拉·康格夫人，在《北京信札》中对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上层社会的情形颇多记录。如1902年3月16日在与慈禧、公主、格格们共进西餐时，这些贵族女性的主动接受及适应能力令萨拉·康格感到惊讶：“中国贵客们先是观察我的每个动作和试用刀、叉、调羹的方式，然后很快就熟练地使用起来，而这是她们第一次使用刀叉，我对此感到惊讶。”[1]（190）
上海是晚清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西式餐饮业最发达的地区。清末上海的番菜馆已可见女性消费者的身影。1910年《图画日报》第195期一幅图为“上海新年之现象（廿二）：女请客”，就有新年期间女子请吃西菜、饮香槟的场景：
一年难得是新正，姊妹欢联手帕情。先遣小鬟邀一次，明朝再遣马车迎。幽静无如大菜佳，泰西风味美无涯。饮残一盏香槟酒，醉倚洋台蹴绣鞋。舞台新戏彩头多，包个包厢去听歌。阿姊若来须要早，恐人争座起风波。味莼园里去兜兜，携手姗姗草地游。游览共临安垲地，一瓶香茗尽勾留。[2]
民国成立后，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和“崇洋”风气的影响，都市女性的西式餐饮消费也越来越常见。出入西餐馆、咖啡馆之类消费场所的，既有身居高位的官员夫人，雍容端庄的名媛淑女，万人追捧的女伶明星，新派作风的城市社团女性领袖，也有爱吃大菜、沉迷娱乐的都市摩登女郎。在都市女性的西式餐饮消费中，她们堪称引领风潮的人群。
从民国初年开始，上层官绅社交活动多仿西例，官员夫人常随同出席各类公私宴饮场合。如1914年2月15日交通部举办舞会，到会男女来宾约计一千六百余人。外交部总长、次长均携夫人出席，并出面招待女宾。上海《申报》报道说：“此次舞会备有西餐洋酒水果等类，供应甚盛。男女来宾于跳舞后多在此休息或饮酒。清华学校赵校长夫人、唐质夫夫人等数人，技艺娴熟，颇为中国女子生色。各来宾个个簪花，人人得彩，夜半后遂皆兴高采烈而散。”[3]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层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女性出席这类场合已十分常见。如1930年5月，上海金陵大学同学会订于永安公司大东旅社三楼西餐部开会，欢送在该校任教30余年的美国人包文博士及其夫人回国，其通告即要求各同学偕夫人一起出席[4]。再如1937年4月1日上海国际饭店举行茶会欢送孔祥熙特使等出国，蒋夫人宋美龄、孔夫人宋蔼龄等都曾出席[5]。
20世纪30年代开始，名媛一词开始在中国流行。所谓名媛，一般是指那些出身名门、有才有貌的女性，“须有漂亮的风度，并具有雄厚的财力”[6]（573）。都市名媛以欧洲贵族为模仿对象，生活上讲究精致，青年女作家张爱玲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代表。1943年4月，在《紫罗兰》创刊号出版当天的茶会上，主编周瘦鹃拿了样本去见张爱玲。在张爱玲的公寓中，她的下午茶阵容让周瘦鹃感到震惊，“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俱备的西点，十分精美，连茶杯与碟箸也都是十分精美的”[7]。西式餐饮的异国情调，由于西方殖民文化在世界范围的扩张，也被包装宣传成与优雅、文明的生活方式，西餐业更是以此自我标榜，其广告时常据此招徕“名媛”光顾。1927年7月上海韬朋路十九号的爱登花园饭店新增露天电影、跳舞音乐，“以中外高等女士之跳舞音乐尤觉赏心悦目，并备西餐，伺候周到，中外名士及名媛淑女盍兴乎来！”[8]上海四马路跑马厅转角的南洋新记中西川菜社，首创独家川菜、西餐珠连璧合，在开幕之际进行宣传“座室宽敞清洁，无庸赘告有口皆碑，茶房西崽招待灵妥，无须顾客指使如愿可偿，仕宦军商学界闺阁名媛请来一试”[9]。广告的目的在于刺激、诱导消费行为，借助所谓的“名媛”唤起女性的消费欲望，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了西式餐饮女性消费人群的特征。
出入西式餐饮场所的，还有都市摩登女性和女伶明星。20世纪30年代，摩登女性成为上海文化的符码之一，充斥在报刊媒体中。摩登一词在英文中为“modern”，意为现代的，在30年代成为“新女性”的专有名词。在这种都市化和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潮流影响下，摩登女性出入电影院、咖啡馆、跳舞场、赛马场等，日常生活时髦新奇甚至奢华，西式餐饮空间自然也成为她们日常出入的场所。在都市消费文化中受到追捧的女伶明星在西餐馆中用餐的场景，也会成为报纸报道的对象。1936年《北洋画报》一则报道称，电影演员谈瑛同她的先生大导演程步高，在上海一家西菜社吃经济俄式菜。“那天她穿着长得拖地的绿旗袍，外面加上一袭没有领儿的白色衣，他的先生程步高吃到半中，放下刀叉，在读着华美晚报。”[10]电影演员童月娟在上海哈同花园拍外景，约请黄河、吕玉堃同到中联二厂大吃罗宋汤。中联二厂像百鸟朝凤一样叫了起来，化妆间闹得天翻地覆，皆大欢喜[11]。此外，在西餐馆进行消费的都市女性，还有出于闺友小聚、家庭聚会这样的情形。天津起士林西餐厅在当地极有名声，每当夕阳西下，中外士女纷至沓来，座客常满。这种情形，在沿海都市已经成为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