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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喜相逢”纹样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符号，追溯其产生的根源可至原始社会彩陶纺轮中的“双鱼”架构。从外部环境和内部感官体验角度探究，发现“喜相逢”源于自然万象的抽象和对生命发展的期盼，它和人类思想观念、崇拜信仰以及审美体验都能关联起来。
关键词：喜相逢；艺术符号；溯源
中图分类号：J5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7）26-0111-03
中国传统纹样在历史的发展中积累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它们都有着很自然的来历，或来自天地宇宙、日月星辰，或来源于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等。“喜相逢”纹样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宝石，我国现代著名图案研究者雷圭元先生曾经说过：“自然是源，古代的图案是流，源与流是图案家的两只翅膀，缺一不能高飞。”①对于“喜相逢”纹样产生的根源，曾在学术界中存在争议，尽管其中伴随着许多我们猜测不到的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纹样的产生绝非偶然。
一、“喜相逢”纹样简介
中国古人对美好生活充满了向往，常在织物上绣出对偶型的图案，如一对凤鸟（如图1所示）、一双蝴蝶等，且这些图案相互缠绕成反转对称结构（反转对称是将对称中的一个图形进行两次自身反转后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对称），从外形上看虽然方向相反，但两个图形是接近相同的，一般分布在一个圆形内，具有动势却不失均衡之感，中国民间取其吉祥寓意名为“喜相逢”，从字面上可理解为“开心地相见”，久别重逢心中充满喜悦。“喜”属于会意字，它的甲骨文寫法为“”，上面部分为“鼓”字的甲骨文写法“”，下面部分为“口”字的甲骨文，“鼓”可表示欢乐，“口”则代指发声，这样可将“喜”的甲骨文写法看成是一种吉祥图符。“喜相逢”纹样从其结构上还可理解为以“太极图”为基本骨骼，从圆的轮廓线出发，一条呈“S”形走势的曲线将整体分成相互依存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内部填充两两呼应的图形元素。元素间通过相互回旋和顾盼构成一组双数对比适合纹样，或旋转成极富动感的团花，纹样总表现出变化中求统一、统一中求变化的特征，意为循环往复，吉祥无限。在广义上，“喜相逢”还指形式上具有阴阳对偶图形的一类中国传统纹样，图形上二者不一定完全一致，如民间的传统图案“凤穿牡丹”、“鸳鸯戏水”等等。
二、“喜相逢”纹样溯源
在新石器时代屈家岭文化中，原始人类为了纺纱织布发明了一种捻线工具名为“纺轮”，在彩陶材质的纺轮中间的小孔上插一个杆，用两块木板搓杆子使纺轮旋转，将纤维拧在一起，并用同样的方法把单股的纤维合成多股的更结实的“线”，便是其操作原理。彩陶纺轮的表面上有许多种图案，其中有一种以抽象的双鱼构成的纹样，表现为围绕圆心，抽象的鱼形相对着旋转，动感十足（如图2所示），双鱼又与新石器时代流行的“旋涡纹”相似，“旋涡纹”的发展具有广泛性和持久性，是被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人类装饰形式的基本样式。②追溯“喜相逢”纹样的起源可探究其与“旋涡纹”的联系。
（一）对自然万象的抽象
1.与水的漩涡形似
考古学证明：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地位于中国黄河流域、美索不达平原两河流域、埃及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中，中华民族的始祖炎帝和黄帝也居住在姜水和姬水一带。管子说：“水乃万物之本原也，诗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水者，地之血气，如丽脉之流通也……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明文明著；万物莫不尽其几，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③由此可见，人类文明正是在与“水”的接触中发展起来的。地球自转会导致水围绕中心做漩涡状转动，新石器时代彩陶纺轮中的双鱼“喜相逢”纹样呈漩涡状的形式（如图3所示），莫不体现着早期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与“水”紧密相连。在殷商时期产生的甲骨文中，水写作“”，形象地表达了水的漩涡之状，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中说：“装潢艺术完全不是从幻想构成的，而是源自自然物和工艺品的”，又认为：“原始民族的装潢，大多数是取材于自然界；他们是自然形态的模拟。④双鱼纹呈典型的漩涡状结构，这样不难判断“”是对自然现象的描摹，反映的是对水运动变化的认识，也可推断，双鱼“喜相逢”纹样的产生和漩涡状的水联系紧密。
2.与宇宙规律的呼应
自然现象经常出现两种事物相互对立或更替转换，如天与地、男人与女人、白天和黑夜等，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盆中用黑白鱼纹排列组合，两鱼纹在两人面纹之间成为传递寒来暑往季节轮回信息的使者，所以人面鱼纹有睁眼与闭眼之状，原始社会出现的人面鱼纹还可作为太阳形的象征（如图4所示），以其张嘴吐纳之形为寒热阴阳之气的交替象征，又以两人面鱼纹之间的两鱼纹交互运行展示春秋回旋的交替，是此消彼长，此来彼往规律寓意的再现。原始人懂得从发生在他们身边的那些具体现象中，将达成共识部分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处理方式，原始社会出现的双鱼“喜相逢”纹样头部相对、造型简洁概括，通过运动变化表现二者在相互更替转换，这便是人们在意识形态的共同作用下，将复杂具象的自然形态简化成了规整、清晰可辨的几何形态，这种方法在原始社会装饰纹样中得到普遍运用。
双鱼“喜相逢”纹样以原始人的简单思维，摹仿宇宙自然万象，其中包含的两两相对旋转结构正是它区别于其他类别纹样的关键。将“喜相逢”纹样的源头定为以旋涡纹为运动状态的双鱼纹造型似乎无可厚非。双鱼纹作为一种独立发展的纹样，它约束了之后装饰形式的结构和模式，并且将这种简约的构图规律和普遍的审美体验稳定下来。
（二）对生命发展的期盼
摩尔根说过：“人类的发明越早越同人类的基本欲望直接相关”⑤。人类的基本欲望无非是吃饭和生孩子。人要生存，必得吃饭，人类要繁衍必得生孩子，前者是为个体的生存，后者是为族类的生存。
1.对个体生存的认识
“喜相逢”纹样的雏形如果说是两条简单的鱼形，这究竟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们可以联想到当时人类的生活状况，原始社会环境恶劣，自然灾害频繁，人类要生存下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起初人类常在河流、港湾和海滩采集鱼类作为食物。英国北伦敦大学迈克尔·克罗夫特（Michael Croft）教授曾在一个讲座上介绍了一个观点：吃鱼促进了原始人进化。从半坡人面鱼纹的造型特征也可推断纹样背后所隐藏的观念象征意义，人面鱼纹盆绘有两组彩陶图案两两相对，一组为人面鱼纹，另一组为向相反方向游动的两条鱼纹，人面为圆形，顶部有三角头饰，口衔双鱼，在耳部两侧，人面居中（如图4所示），表现了人与鱼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马克思与摩尔根的研究向我们指明了原始文化中装饰的实质：在原始人那里任何一种图形都包含着某种意义，绝非是毫无意义的点缀。换言之，原始人创造图形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们认识到鱼类可以解决饥饿问题，这样就保证了个体的生存，是否可以理解原始人在纺轮上画上两条鱼纹代表一种对渴求生存的图腾崇拜。
2.对种族繁衍的向往
据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发表的田野发掘报告，屈家岭彩陶纺轮中的胎色多为白黄，施以极浅的橙黄色陶衣，彩绘用红褐色，在单面和周边上绘纹饰。⑥纺轮上“喜相逢”纹样中的两条鱼，一条为红褐色，另一条为陶衣的颜色。屈家岭先民为何要用这两种颜色来绘制这两条鱼呢？赵国华在《生殖崇拜文化论》中指出：红褐色和浅橙黄色实际上象征着男女交媾。⑦《孟子》说：“食、色，性也。”性即本能、本性。“喜相逢”纹样作为我们先民的一种活动结果，也是和这两种本能联系着，在母系社会，曾将鱼比作为女阴标志，在新石器时期曾遍及整个中国，并以各种具象与抽象的纹样予以表现。在父系社会，“男性被突出，男性生殖器开始被当作家庭创造者父亲的权威和力量的象征，最终被当作造物主本人的象征。”（魏勒《性崇拜》）。无论是崇拜女阴，抑或是崇拜男根，“喜相逢”纹样体现出的是对两性结合的肯定和赞美。随着性生活体验的积累，性感知超越了原始的粗俗观念，向广义、多元的方向发展，导致性象形物、符号、象征物的产生⑧。双鱼“喜相逢”纹样中的鱼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象征意义，就是多子的象征，在希伯来语中，“鱼”字被解释为“生殖”、“萌芽”、“增殖”等。在先民的眼中，鱼无疑是一种具有较高生殖能力的动物，人们选择了鱼作为动物图腾崇拜从而寄托对种的繁衍和渴望。从考古学上的研究表明，我国母系社会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诸如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处出土的陶器上都绘有鱼纹或变形鱼纹，应该就是当时对种的繁衍的反映。联系原始艺术中大量出现的有关生殖崇拜的作品，以及前辈学者的论证，可以大胆推测，双鱼“喜相逢”纹样之产生与生殖崇拜也有较大关联。原始人类起初茫然不知性行为与生殖的关系，及至后来才明白性交是因，生殖是果，有因未必有果，有果必须有因的因果关系。原始人从自然的性行为、自然的性意识发展为生殖器崇拜和生殖崇拜，在本质上，是为了繁殖与丰收。
三、结语
在彩陶纺轮中被发现的“双鱼”架构，是一个充满运动张力而又和谐美满的“喜相逢”纹样，双鱼“喜相逢”纹样集艺术性与象征性于一身，其起源和发展受到自然万象和内部感官体验的影响。纹样中两条鱼形永无休止地运动，象征着兩个生命在旋转中追逐与融合，永无止境地交流和碰撞而产生情感，是对本能欲望的歌颂和生命繁衍的追求。其纹样产生的动因是来自于先民对生命产生与延续奥秘的寻求，也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崇拜。实质上也是在表达企求子孙后代生生不已、连绵不绝的愿望。正是因为这一神圣的渴望，使先民在非常严酷的生存条件下，避免精神世界的崩溃，而不停地劳作，顽强地生存。因此生命意识与繁衍意识也就成为人类发展的基本文化意识，作为一种简单的纹样之所以能经久不衰、代代相传，关键之处就在于它不仅仅停留于形态上的偶然或者必然的吻合，而在于它和人类思想观念、崇拜信仰以及审美体验的吻合。这种吻合不仅仅表现在“喜相逢”纹样的源头之上，还将继续体现在各历史朝代中“喜相逢”纹样的发展和演变中。
注释：
①雷圭元.中国图案美[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7（06）.
②（日）海野弘.装饰与人类文化[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0（17）.
③管仲.管子·水地.管子·度地.
④（德）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4：90.
⑤朱狄.原始文化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1988：528.
⑥中科院考古所.京山屈家岭[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
⑦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五、七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⑧傅小平.“喜相逢”与生殖崇拜[J].文史杂志，199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