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水浒传》读书心得最新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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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读书心得最新3篇

《水浒传》读书心得最新篇1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读书心得最新篇2

《水浒传》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是古代文人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部长篇名著主要描写了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一百零八位英雄的传奇故事。他们的斗争事迹被染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在民间广泛流传至今。

这部名著整体上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主要描写了官逼民反、百姓起义、轰轰烈烈大聚义；后半部分则主要描写了他们竖起”替天行道“大旗，接受招安，东征西讨，最终凄凄惨惨鸟兽散的结局。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封建社会中的基本矛盾，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罪恶，大胆地歌颂了造反的英雄，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反抗斗争的发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纵观全部，本书自始至终都特别突出忠与奸的斗争。《水浒传》中的”义“虽然也难以摆脱儒家伦理的羁绊，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下层，群众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团结一致，戮力相助，进而”济困扶危，杀富济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的意义。至于”忠“，虽然也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涵，但主要还是指忠于封建君王。且”忠“与”义“之间，忠又处于主导地位。

小说中的主人公宋江就是”一生忠义“的代表。他曾经凭着自己的声誉和才能，将梁山事业上引向兴旺发达，但他同时又在”忠义“思想指导下，坚持了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所谓”身在水浒之中，心在朝庭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图“，最后领导义军归顺了朝庭，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并自己走向了绝路。小说在表现宋江等最后被奸臣毒死时，还颂扬了他的忠心不负朝廷，而皇帝也不负忠臣。在主观上只是想表明”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帮“，而不想否定宋江他们的投降归顺，但小说事实上描写了宋江因接受招安而最后走向悲剧，在客观上还是对投降主义作出了有力的批判。这应该说是现实主义的胜利。

《水浒传》是一部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不仅仅是由于它宣扬了忠心报国或描写了阶级斗争，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传》中的不少英雄都”力“和”勇“的象征。他们有的能空手打虎，有的能倒拔杨柳，并且还杀贪官污吏，抵千军万马，一往无前。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有勇有谋，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和策略实为后人所赞叹。特别是李逵、阮小七、鱼虾知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与封建理学相对立的”绝假纯真“的童心，更为广大群众所喜爱。

《水浒传》是一部思想内容很丰富的小说。它没有给读者揭示出梁山泊这支队伍的基本性质，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支以什么样的阶级成员为基础构成的队伍，只是着力刻画了一群代表性人物。人们也只能以这些代表人物亦即队伍的领袖人物去理解这支队伍的性质，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冲突下走上梁山的。

”逼上梁山“是群众形容梁山好汉落草原因的谚语，其实上梁山的并不全是被副的，逼法也各人不同。最典型的当推林冲。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不是城市贫民，更不是农民。由于高衙内企图霸占他的妻子，设计陷害，使他成了囚犯被发配沧州，而后又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闪得他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为了求活他不得不上梁山。逼使他落草的，是大官逼小官的矛盾，与地主官僚压迫农民无关也不是在租税灾害的迫害下无法谋生才铤而走险的农民起义的标准原因，而是任何社会中都有的与对立无关的强者欺凌弱者的现象，同一阶层内部也可以大量发生，打不上什么阶级烙印。那情况与高俅逼走王进一样，是与阶级利害无涉的私人恩怨的爆发。

与林冲出身相似的是曾任殿前制使的杨智。他因失陷花石纲而丢官。如果他要参加起义，正该去参加因花石纲而逼反的方腊队伍。可是他累遭挫折，仍一心想搏得一个封妻荫子。杀牛二事件使他被发配到大名府，而他又甘心为梁中书送赃礼效劳，直到生辰纲丢了，才不得不以到二龙山落草转入梁山。而这也和揭竿起义的农民革命不相干。

鲁智深也是军官，在提辖任上因仗义救人，三拳打死郑屠，官府追捕下被逼削发为僧；后又因仗义救护林冲在东京不得安身，流荡江湖而落草。他的身份与落草的原因也和农民反抗地主的起义无关，倒是因仗义而啸山林这一点却是许多梁山好汉集结的最大原因，称之为”聚义“。那一群侠义之士聚集在一起行义侠之事才是《水浒传》给予读者的最重要的意向，这个意向在小说中压倒一切。

使梁山泊走上兴旺道路的晁盖一伙的入伙起因是打劫生辰纲，这也是江湖上通行的夺取”不义之财“的侠义行为。刘唐的报信，阮氏三雄的撞筹，公孙胜的奔来参加都是冲着”义“字来的。晁盖的身份是当保正的庄主，从江湖上的角度可称得上是”开明地方“；吴用是教书先生，可称乡村贫民；公孙胜是道士，刘、唐、白胜是无业游民，只有阮氏三雄是渔民，可排得上是农民，而且受官腐的捐税勒索。但他们所向往的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快乐生活，入伙也是因为有仗义的庄主晁保正牵头。官兵来捕捉的战争中他们还唱着”忠心报答“赵官家”，哪有反王权的气息！《水浒传》少数几个出身农民的也都是江湖气重于泥土气，只有李逵的哥哥还像个农民，偏偏他正是反对李逵落草的。

《水浒传》中的地主，晁盖不必说，史进的父亲史太公，桃花庄的刘太公，宋江的父亲宋太公，孔明、孔亮的父亲孔太公，穆弘、穆春的父亲穆太公，等等，无论从肖像描写还是从性格描写，都是仁善之辈。只有陷害解珍兄弟的毛太公和沂水县陷害李逵的曹太公才是负面形象，而好坏则是以与梁山好汉的关系，即以“义”来划线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地主欺压农民的镜头，作者的标准是义与不义，而不是以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的关系为准的。

宋江是地主出身的县吏，和江湖好汉结交，仗义疏财出了名，他因通风报信救了晁盖一伙，杀净婆惜（是因救晁盖通梁山惹的因）而出逃，累遭动难，都是梁山好汉仗义营救脱的险，而他仍不肯落草，后因江洲一线，事情闹砸了才上山，终于当上了梁山之主。其他如戴宗、李逵、张横、张顺、石秀、杨雄、孙立、孙新一伙，青洲三山，饮马川一伙等等，也都是慕宋江之义和梁山泊的名声投奔入伙的，连降将呼延灼，关胜也尽是悉于宋江“义气深重”上的山，只有卢俊义是因为山寨慕名邀他聚义不成，才逼他上绝路，营救出来后，感于恩义入伙的。情况虽不同，题目都是一个：江湖义气。

招安以前的历次战争也无不为了“义”。燕顺、花荣等打青洲是为了救宋江，大闹江洲也是为了救宋江，三打祝家庄是因为石秀一伙为祝家庄所困辱，打高唐州是为了救柴进（收呼延灼之战也由此引发），三山聚义打青洲是为了救孔明、孔亮，打华洲是为了救鲁智深和史进，打大明府是为了救卢俊义、石秀（收水火二将之战是其余波），打曾头市是为晁盖报仇，打东平、东昌府是因为山寨位置摆不平，为了免伤义气以攻城为卜，打泰安洲是为了策应燕青，闹东京虽算不上战争，也兴师动众，大费周张，只是为保护宋江一伙去东京看灯进行的窥探活动。这些小说中最热闹的地方都是为了表现江湖义气而写的。

梁山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简单点说也就是为人间打抱不平。黑暗无能的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事，由“义”来伸理，来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确切含义。“替天行道”是“行使侠义”的另一种说法，是更冠冕的名称。

招安以后虽然称“义”作“忠”，帮朝廷去打别的强盗了，对打击的对象来说可以说很“不义”了，但宋江一伙仍然讲着义气，俨然是宋王朝军队中一支特殊的用义气团结起来的集体，但这时比起占据山寨的时候来，味道已大不相同，似乎有了点缺陷，这也许就是《水浒传》后半部分讲史部分在形象上也差了些的缘故吧。

总之，《水浒传》以其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广大人民与封建官僚势力英勇抗争的社会图景，不仅使读者更加深刻地了解了当时的社会

《水浒传》读书心得最新篇3

从小爷爷就给我讲水浒传里面英雄好汉的故事，每次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听不够。于是，今年暑假我就让妈妈给我买了一本水浒传。

我欣喜若狂，回到家，立刻就看，几天时间就看完了整本书。故事讲的是在梁山有108为好汉，他们个个身怀绝技，嫉恶如仇，他们都是受朝廷迫害而走上反抗道路的。故事中的“及时雨”宋江，“智多星”吴用，“玉麒麟”卢俊义，还有“没羽箭”张清等等，他们亲如兄弟，团结一心。

在这么多英雄中，我最喜欢武松，因为他性情豪爽，力大无比，赤手空拳就把老虎打死了。武松的酒量很大，别人三碗不过岗，他连喝了十八碗，还能保持头脑清醒，空手打死老虎，为民除害。

读了《水浒传》，我知道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梁山英雄的精神，今天我们同样需要用这种精神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